前台湾立委郭正亮近期在节目中公开冷嘲热讽，称中国对日本的反制“毫无用处”，断言日本“照样我行我素”。这一言论恰逢日本在涉台问题、钓鱼岛主权、军事扩张等领域动作频频——高市早苗政府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，一边拉拢中亚五国强化战略绑定，一边推动9万亿日元历史最高防卫预算，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，甚至通过议案企图非法登陆钓鱼岛设立“行政标桩”。表面上看，日本似乎确实未因中方反制而收敛，但将这种表象等同于“反制无用”升利配，显然忽视了反制措施的深层影响与战略逻辑。
郭正亮的判断之所以有失偏颇，核心在于误将“短期动作未停”等同于“长期代价未付”。事实上，中方针对日本错误言行的反制组合拳，早已精准击中其经济软肋，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冲击。经济领域，中方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后，北海道、青森等地养殖户陷入绝境，单月损失超800亿日元，大量扇贝积压冷库；中国游客赴日旅游警示更是让日本旅游业遭遇“断供”，仅11月17日当天就有50万张赴日机票退订，东京迪士尼股价暴跌，资生堂等依赖中国市场的企业股价单日跌幅超15%，日本经济学家测算相关直接损失可能高达2.2万亿日元，相当于其GDP的0.36%。外交层面，中方援引《反外国制裁法》制裁日本政客，罕见重申《联合国宪章》“敌国条款”，并获得越南、老挝等国明确支持“一个中国”原则，日本试图挑拨周边国家的图谋落空，国际孤立感持续上升。
日本看似“我行我素”的背后，实则是“硬撑面子”的被动应对。面对经济重创，高市早苗政府紧急推出21.3万亿日元刺激计划，却被市场评价为“无济于事”——日本汽车、半导体等核心产业对中国稀土、镓、锗等关键材料的依赖度超90%，某日系车企高管坦言，若稀土进口受限升利配，新能源车生产线可能三周内停摆。外交斡旋同样受挫，日本外务省试图派遣官员“紧急斡旋”，却遭中方明确拒绝会见，所谓“对话大门敞开”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话术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日本国内反对声音已持续发酵，前政要小泽一郎两次公开批评高市早苗“玩火”，警告其将日本人民卷入风险，渔业、旅游业从业者的抗议活动也从未停歇，这种内部压力正是反制措施产生的间接效应。
郭正亮或许忽视了，中方反制本就不是“一锤子买卖”，而是兼具精准打击与战略纵深的系统性行动。除了经济层面的直接反制，中方更在国际法与地缘战略层面布局：重申琉球地位未定，依据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指出其并非日本固有领土，直接动摇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领土主张逻辑；支持俄罗斯开发南千岛群岛、明确支持韩国对独岛的合法管辖，分化美日同盟与日本周边关系，让其陷入多线牵制的困境。这些举措看似未引发日本“立刻妥协”，却在逐步瓦解其战略根基，正如郭正亮自己也曾提及的，“中国大陆的筹码太多了”，从国际法到经济依赖，从周边外交到军事威慑，多维反制正在形成持续压力。
日本的“我行我素”，本质上是右翼势力绑架国家利益的冒险行径，而非反制无效的证明。高市早苗政府一边宣称“反省”涉台言论，一边持续推进军事扩张升利配，在与那国岛部署导弹、提升防卫预算，这种矛盾行为背后，是其既想挑衅又怕全面对抗的纠结。中方的反制始终保持“克制中有力度、精准不泛化”的原则，目的不是引发对抗，而是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抬头、维护国家主权与地区和平。这种“打痛不打死”的策略，既避免了局势失控，又让日本为错误言行持续付出代价，恰恰是战略理性的体现。
评判反制是否有效，不能用“是否立刻让对方妥协”作为唯一标准，更要看是否维护了核心利益、是否遏制了错误行径、是否积累了战略主动。郭正亮的“无用论”，显然低估了经济相互依赖的杠杆作用，也忽视了国际法与地缘政治的深层博弈。日本当前的“我行我素”注定难以持久，其经济结构性依赖、国内民意分化、国际孤立等问题，都将在持续反制下不断凸显。
中方的立场从未改变：只要日本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，纠正错误言行，两国关系仍有转圜空间；但若执意挑衅，中方必将采取更强有力的反制措施。所谓“反制无用”的论调，终究经不起事实检验，而日本若误判形势、持续我行我素，终将为其右翼冒险付出更沉重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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